2014’第十八届世界管理论坛

大变革时代的东方管理理论发展与实践创新

——第十八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观点综述

 苏宗伟  范徵  苏东水  王风华

摘要：“第十八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以“东方管理理论与实践——过去·现在·未来”为主题，与会者围绕“中国‘东学’四十年的探索”、“东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东方管理理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运用与创新”等专题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东方管理理论与实践是一个整体的两个方面，相互促进，交互发展，为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启示。

关键词：东方管理  理论  实践  发展

以“东方管理理论与实践——过去·现在·未来”为主题的第十八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于2014年10月18~19日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来自美国、日本等国家及复旦大学、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国内30多所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及学生等200多人参加了大会。本届论坛由世界管理学者协会联盟（IFSAM）中国委员会、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主办，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上海工程技术大学、上海管理教育学会承办，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上海东华国际人才研修学院、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中国东方管理学者协会联盟、上海现代企业经营管理研究会协办。本届论坛围绕“中国‘东学’四十年的探索”、“东方管理学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东方管理理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运用与创新”等专题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

（一）中国“东学”四十年发展回顾

东方管理学在学界被称为“东学”，至今已有40年的探索和研究，举办了十八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40年时间，既有东西方管理思想的碰撞、交融和启示，也有管理实践的探索、总结和升华。

在大会的主旨演讲中，复旦大学首席教授、东方管理学派创始人苏东水教授系统梳理了40年来东方管理学研究、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苏东水教授指出，东方管理的发展，既是理论的，也是实践的；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既是立足现实的，也是面向未来的；是一个不断探索、总结、实践、创新，再探索、再总结、再实践、再创新的不断上升的过程。总的说来，东方管理的研究与发展历程可以总结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中期，可以总结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融合提炼”；第二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1997年，可以总结为“理论创新、独成一家、走向世界”；第三阶段从1997年至今，可以总结为“发展学派、创新体系、扩大影响”。这3个阶段，伴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理论与实践相互强化和交互提升，东方管理日益成熟和完善；这3个阶段，伴随经济全球化进程和中国企业、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东方管理不但贡献中国也贡献人类。

40年来，东方管理发展的主要成就可以简单地概括为“六个一”：第一，创立了一个新学派——在世界独树一帜的东方管理学派，并在全国多所高校设立东方管理研究机构；第二，创建了一个新体系——东西融合的“五字经”理论体系；第三，创设了一个新学科——东方管理学二级学科，并已在多所知名高校建立从本科到硕士、博士的多层次学科与培养体系；第四，创立并举办了一系列论坛——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本次大会已是连续成功举办的第十八届论坛；第五，造就了一大批学者——这些学者以苏东水教授的学生为主体，专注于东方管理的研究与实践，是推动东方管理研究和发展的主要力量；第六，指导了社会实践——很多学者现已成长为企业、政界或教育界的领袖，他们将东方管理智慧与管理实践相结合，为中国的经济、社会、外交、教育等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家瑞教授指出，东方管理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核心思想代表了东西方管理思想融合发展的趋势，其对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价值。新形势下，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应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阐述的中国文明观为指引，努力构建和谐世界，具体在实践中可展开为以下5个方面：一是“以人为本”，积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和人民意愿的发展道路；二是“以德为先”，努力践行和平发展理念及和平外交政策；三是“人为为人”，在追逐“中国梦”的同时帮助世界人民圆梦；四是“人和管理”，以和平对话、平等协商方式妥善处理问题与分歧；五是“和而不同”，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上海宝山区委书记汪泓教授指出，加快城乡统筹发展需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东方管理学所提出的关注整体性与系统性、和谐性与协调性、人本化与生态化的战略管理思想，应成为上海构建互动和谐的城乡发展新格局发展战略设计的基本原则。中国商飞董事长金壮龙博士结在分析西方管理思想在中国企业发展过程中“水土不服”现象的基础上，阐述了东方管理思想在企业管理实践中运用的重点和重要价值。他指出，东方管理的“三为”思想符合现代企业管理的本质要求，其逻辑思想是，管理的对象是人，管理的哲学基础是德，管理的起点是人为，管理的目的是为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无为。东方管理思想在“大飞机”的设计和制造中得到了很好的应用：首先是坚持以人为本，大力实施人才强企战略，既重视本土高科技人才的培养，也注重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其次是打造“五型”领导班子，充分体现人为为人，领导者首先对自己严格要求，为员工做出表率；其三是积极培育大飞机精神，用事业团结人、激励人、发展人。上海外国语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友富教授指出，在国际竞争环境的挤压下如何运用整体的力量去锻造世界级的中国跨国公司，即如何提升中国国有企业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实力。他认为，一是要提高国有企业全球配置的能力；二是在国际竞争挤压下中国跨国公司一定要实现快速成长；三是如何抓住机遇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型产业群；最后作为国有企业的领导者要善于运用东方管理智慧，以人为本、以变应变，不断提升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竞争力。

（二）东方管理学的现代价值

过去40年，东方管理学派的学者们以中华古典智慧为引，古为今用，古今相承；以西方管理为鉴，洋为中用，东西融合；以中国管理实践为例，深入挖掘，总结提炼，使东方管理学的观点、内容和体系不断丰富，日渐成熟。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是没有止境的，在本届论坛上学者们以开放的心态、创新的精神为东方管理未来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发展提出了许多启发性和前瞻性的观点。

1、  东方管理理论的传统及其现代转型

东方管理学认为，要采取扬弃的态度，从中国传统管理文化中吸取精华，东方管理学是基于中国情景的本土化研究，但它不是管理文化的“复古”，而是吐故纳新，是包容性的创新。应从中国管理实践应用角度出发，把中国传统管理思想总结为一系列原理及原则转换对当代管理有价值的理念和方法。复旦大学袁闯教授全面的诠释了《管子》对当代中国管理发展的意义，强调将《管子》作为管理理论来看，仍然值得充分研究和借鉴。西安交通大学雷原教授和赵倩对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为天人合一、心物一体、以仁为本、中庸无为”进行了深入的阐释，对于在社会发展新形势下树立正确的个人与社会价值理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谢佩洪副教授和哥本哈根商学院李平认为，中国传统哲学最为本源的基础在于道家，而不在于儒家。中国传统道家哲学以“道”、“阴阳”、“悟”为核心内容，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必须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传统哲学之中。华东师范大学贾利军等依据易文化的推演法则，构建人类营销的发展进化模式，即太阴（功能营销阶段）——少阳（质量营销阶段）——太阳（心理营销阶段）——少阴（伦理营销阶段），以期在纷繁复杂的市场表象背后发现营销发展的真实脉络与运行模式，为和谐市场经济提供一个可能的理论视角。上海交通大学陈德智教授将孙子所提出的将领5个方面的素质因素（智、信、仁、勇、严）作为测量企业家素质指标，构建基于孙子兵法的企业家素质模型，并以李克特七分量表进行问卷测量，基于孙子兵法的企业家素质模型在理论上是合理，并具有实际可操作性，对企业家的培养与选拔具有参考价值。

2、东方管理“三为”原理及应用

东方管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原理强调回归人性，就是将人的自由与解放摆在了的首要位置，倡导身与心、人与人、人与组织、人与环境的和谐一体。上海外国语大学苏宗伟副教授指出如何有效地将东方管理核心思想运用到中国企业管理实践中是东方管理学研究未来发展的现实问题，他提出东方管理学“三为”思想在企业中的实践运用要做到以下3个方面的结合：以人为本的发展观要注重企业能力的发展、制度的发展以及精神文化发展的结合；以德为先的价值观要注重“信德”的经营理念、“仁德”的经营目标以及“和德”的经营方式的结合；人为为人的经营观要注重“利己”与“利人”、“激励”与“服务”以及“人为”与“为人”的结合；河海大学商学院院长张阳教授和杨恺钧副教授分析了东方管理文化“走出去“战略路径的背景、意义和面临的挑战，并从政府、企业、高校、产业园4个维度解析了东方管理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路径——充分发挥文化外交渠道的作用并积极开展文化年活动，大力鼓励企业网络传播并加大海外培训力度，提高高校的对外学术交流水平和大力推动留学生培养，以及推动和扩充国内外产业园区的发展；复旦大学伍华佳副教授在以东方管理文化为特质的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研究中，对中国各所有制企业的企业文化进行了实证分析，揭示了中国企业的企业文化的独特优势和特色，并对未来各所有制企业的企业文化走向进行了一定的预测。复旦大学的丁诚和薛求知教授认为在东方管理学的思想中，“以德为先”为企业家角色赋予了新的内涵，提炼出企业家作为“修行者”的角色特征，及对新的“师者”角色特征进行补充论证。并整合东西管理学派，提出“对内修己，对外安人”为内核的东方管理学背景下企业家的角色模型；上海财经大学万君宝副教授通过领导理论中的“权力—服务”机制分析，对比分析了仆从领导理论与东方管理学“三为理论”的服务哲学，揭示了东方管理学中道家仆从领导哲学的自我超越路径和儒家仆从领导哲学中的社会实践路径。针对当代中国的政治现实，提出了建立“权力—服务”和谐机制、治理权力腐败的建议。

3、东方管理学的“四治”理论与实践

东西方管理的逻辑起点不同。西方管理的逻辑起点是作为“要素”的劳动者与资本的技术性匹配和控制，东方管理的逻辑起点是“人”的“修己”，逻辑过程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据此，东方管理学划分为“四治”，即治身、治家、治生、治国4个管理层次，涵盖从微观管理、中观管理到宏观管理。复旦大学苏勇教授和纪文龙从人生意义的层面，分析了企业家“治身”的内涵，提出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可以用理性挣脱感性的生理束缚，并针对企业家群体的人生内容进行分析，指出企业家的人生意义在于通过经营企业的实践，实现自我“感性（身）”与“理性（心）”的统一。复旦大学潘宇和胡建绩教授从我国传统文化视角出发，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研究了企业文化类型与企业绩效的关系。采用质性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以创业板355家上市企业为样本的企业文化词条的分析，发现影响现代企业文化的主要只有4种文化派别，儒家、墨家、法家和周易，其中儒家影响最深。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样本对象为上海某高校的400名MBA学生，通过SPSS软件对文化类型与企业绩效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企业文化类型与企业整体绩效相关程度不大；儒家型文化的企业在顾客绩效方面显著优于其他；墨家型和法家型文化的企业在市场绩效方面显著优于其他；周易型文化的企业在财务绩效方面显著优于其他。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的田成宇和孟勇副教授围绕着我国家族企业的发展规模和问题，并结合企业文化的内涵，分析了我国家族企业持续成长中的家族企业文化的内涵特征，阐述了家族企业文化对于家族企业持续成长的双重作用，运用东方管理学治身方法，提出了构建有利于家族企业持续成长的家族企业文化的对策。上海对外贸易学院于欢以“五缘”理论为基础，考察了福建泉州商帮的发展历程，认为商帮是某一地缘或方言族群在某些行业形成商人网络，从而达到在某个行业占据主导地位的目标。商帮的特点是缘认同和因缘而成商人网络，是基于中国人际信任和人际关系网络而形成的，是我国市场中的非正式组织，也是很重要的市场组织形式。商帮具有“抱团”、专业化、降低交易费用、学习效应、区域性品牌等方面的优势，具有很强的市场竞争力。河海大学毛博伟和Abubakar Shehu在对尼日利亚汽车产业发展状况进行回顾的基础上，搜集该国汽车产业的相关数据，探究汽车产业发展对尼日利亚国民经济的影响，并针对尼日利亚汽车产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结合东方管理学理论，提出了提高国民收入，增强国民购买力，明确国家汽车产业发展战略，遵循产业发展规律，促进基础工业设施建设，加强汽车产业人才的培养、教育与引进等相关政策建议。

4、其它理论实证观点

与会者还就全球管理模式、国有企业治理机制及企业竞争力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上海外国语大学管理学院院长范徵教授等引入新制度主义和知识管理的新视角，开发了“基于制度与知识的冰河模型”的新分析工具，提出了“基于世界文明体系的全球管理模式”的新分析框架；上海对外贸易大学嵇尚洲副教授、张铁铸教授、冯体一从制度落差视角剖析国企跨国扩张受阻的深层次制度原因，通过国内与国际制度环境差异、国有企业与国外企业内部治理机制不同的对比，指出国有企业跨国治理需要发挥董事会的跨界和资源提供作用。提出国有企业可以通过董事会知识重构、机制重构和社会资本重构，发挥董事会的专业决策能力、跨界治理能力和知识融合能力，以破解国企国际化难题；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谢佩洪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孟宪忠教授及丹麦哥本哈根李鑫指出，企业竞争力的本质应是企业在信用的前提下，以收益大于成本的方式，为消费者创造更多价值的能力。因此，企业竞争力主要以效率、信誉、创新三方面要素构成。通过基因再造切实提高我国企业的创新竞争力和信誉竞争力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两个最重要的挑战；复旦大学芮明杰教授指出，“工业4.0”即将爆发，其核心概念是智能互联生产体系。德国和美国推动智能制造模式的路径是不一样的，区别在于德国更多的注重于硬体的互联智能生产，而美国更重要的是软件操作系统。为了应对外界的变化，上海需要首先提高科技创新能力，其次，培育与发展上海的互联网和电子商务的领军人物和领军企业；第三，成立专门起草工业智能生产系统战略的团队，推动上海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日本山口大学孙爱淑和原口俊道教授以日本鹿儿岛市消费者问卷调查为例，研究了消费态度与食品购买行为之间的关系，阐明不同人群会对商品的认识过程、情感过程与意志过程中有某种程度的共同认可。

（三）东方管理理论在新时代背景下的运用与创新

任何管理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其“从实践中来，又回到实践去”，并在实践中摸索创新，使理论和实践相互丰富、交互提升。东方管理过去、现在、未来的发展，既离不开整日伏卷而思的学者、思想者，也离不开每天身处企业管理一线的企业家、实践者。这些企业家虽然分布于不同的产业，但共同的一点是，他们都既精通西方管理之术，又深谙东方管理之道，并成功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将东方管理的理念和智慧运用于企业管理，在创新实践的过程中也创新和丰富了东方管理。在本次论坛上，许多知名企业家与学者分享了东方管理思想应用的新发现和新启示。

1、东方管理理论的企业运用

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教授、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春花认为，我们今天遇到的一个挑战，就是企业持续成长和领先怎么去实现，现在很多企业都遇到了一个不增长的瓶颈，这是因为企业组织和文化的瓶颈造成的，要突破这些瓶颈需要的是企业柔性化管理。为此，陈春花教授从道家“上善若水”思想中提出“水样组织”的概念，强调组织柔性化管理首先需要能够实事求是的面对变化；其次，要有非常强的自我批判的能力，如华为用自我革命来促进持续的增长；第三，向同行标杆企业学习的能力，如联系促进创新，使得他们组织的柔性更适应环境的变化；同时她指出，组织活力是获得组织柔性管理的条件和基础，而保持组织活力需要保有危机感、主动打破平衡、组织文化包容变革以及坚持与任性的4个核心要素。她指出，未来的组织是有组织无结构的，只有没有结构的组织，结构被打破的组织，它的柔性才是够的。上海纺织集团党委书记童继生博士分析了东西方管理学的区别，指出东方管理学注重“道”，而西方管理注重“术”；东方管理学的特点是定性管理，而西方管理学的特点是量化管理；东方管理注重文化和抽象性，而西方管理注重逻辑和具体性；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有其局限性，是需要东方管理思想来补充完善的。在东方管理学未来的发展方面，第一要加强它的开放性，善于吸收西方管理学中的一些量化分析的工具和方法；第二，吸收全球化的思想，向发展中国家推广；第三，加强东西方管理的比较研究。同华投资集团总裁翟立结合自己企业管理的经验，指出西方激励---绩效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以人的“自利”本性为一般原则其面临的主要困难是自利动机本质上无法克服，而东方管理所提出的“人为为人”的原则可以与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实现相容，其在理论上可以消解人的自利动机对企业和个人的腐蚀性影响，在实践上可以通过建立企业财务核算和绩效管理的新方法施行，最终实现企业和个人两者利益和价值的双赢。

2、东方管理理论的实践创新发展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副校长史健勇教授结合高校教育和管理的实践分析了东方管理学的文化价值和学科价值，指出东方管理学的生命力在于它是一种文化创新，使人们对管理的认识上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指出东方管理学的发展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普适性，无论是国家、企业、高校还是社会管理，其最终目标都是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高度和谐统一；其建议应该整合全国各高校东方管理研究力量，形成联盟机制，建立一个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教学及科研的互动交流共享平台，共同繁荣东方管理学科未来的持续发展；沪江网CFO于杰博士强调，沪江网没有完全遵循西方公司的治理模式，而是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汲取精髓，构建了一套基于东方管理思想的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管理体系，并成功地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德为先的价值观、人为为人的经营观贯彻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之中，成为中国互联网企业乃至所有高新技术企业管理模式创新的一种成功尝试。上海漕河泾开发区总顾问陈青洲博士指出，对于传统文化要有取舍，把传统和创新结合，把众法和众德相结合，充分吸收西方文明思想，融合创新东方管理，践行普世价值观。上海交通大学颜世富副教授和马喜芳运用重庆市长寿区江南街道遵循“以孝为先”的原则开展社区管理工作为案例，指出中国古代优秀管理思想就具有恒久的生命力，要善于把中国古代孝道等方面的管理思想和现实工作密切结合，对于我们当代的管理工作，包括对于新生代员工的管理，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可以取得良好的绩效；上海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尤建新教授指出在管理当中，企业文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文化往往是是带着企业家的烙印在里面。企业创新发展源于需求，同时也服务于需求，而企业家是创新生态的关键要素。上海家化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总经理、佰草集化妆品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王茁认为，中国企业更需要企业家精神，企业家要做到自尊而不自大、自觉而不自是、自信而不自负、自强而不自霸、自律而不自固，他给出了易经的“谦卦”地中有山，强调企业家要做到低调和谦让。

3、东方管理未来发展的思考

东方管理经过近40年的努力探索，虽已取得丰硕的成果，但仍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苏东水教授指出，东方管理要进一步发展，必须要有清晰的战略和明确的目标。首先，东方管理发展的宗旨是“以人为本、整体发展；立足本土、面向世界；人为为人、贡献人类”。这个宗旨的起点和中心都是一个“人”字，东方管理的发展既要培养更多的管理人才，也要依靠既有理论造诣又有实践经验的理论家和实践者，而最终目的则是要为管理中的各个层次的“人”服务，为人的全面发展和整个人类的文明发展做出贡献。在这个宗旨的指导下，要实现东方管理的发展，还必须做好两个方面的“结合”：一是理论发展与实践发展的结合，二是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的结合。要通过发展学科教育，把东方管理思想一代代传播下去，培养一代代的人才；要通过推进案例研究，丰富东方管理的理论体系，缩短理论与实践的距离；要紧贴网络化、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要求，将东方管理的思想运用于中国当前“创新驱动、转型发展”的实践；要继续深化国际交流，扩大东方管理的全球影响，为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和发挥提供理论支撑和智慧启示。国家行政学院的刘峰教授指出，东方管理的超越和出路在于注入和构建新锐的个人领导力。管理追求秩序，领导推动变革，领导与变革是互动的。东方管理创新要由重视伦理转到重视法理，由重视守成转到重视创新，由重视约束转到重视激励，由重视组织转到重视个人。东方管理不能“自说自话”，更不能固步自封；要学会善于对话，东西方管理需要进行融合，东方管理要“独立自主”的发展。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院院长苏勇教授提出了未来东方管理学研究的六大重点：第一，用东方社会文化的视角来分析现有的以西方为主导的管理学理论；第二，探讨现有的西方管理理论在东方社会和企业中的应用效果及其与东方管理理论的学科边界；第三，深入研究东方国家的企业管理活动当中的特点和规律；第四，研究和总结东方文化价值体系下对管理活动的认知和判断；第五，研究东西方管理思想和理论的异同与融合；第六，研究如何进一步构建和丰富东方管理学的理论体系。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原院长王方华教授指出，东方管理学的形成发展首先要理清其理论来源；第二要从实践出发来创建一个东方管理学的研究范式；第三理论使用的语境要符合世界主流文化，能够被大家广泛接受；第四，理论能在实践中得到应用，这样才有学科的生命力。

（五）总结与展望

本届论坛经过专家评审共收录论文76篇，论文出版在《管理世界》杂志10月（增）刊。论坛形成的主要学术观点包括：（1）东方管理过去40年的发展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交互提升、不断创新的过程；（2）东方管理当前和未来的发展既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也要注重国内发展与国际传播的结合；（3）整合全国各高校东方管理研究力量，形成联盟机制，建立一个从本科、硕士到博士的教学及科研的互动交流共享平台，来共同繁荣东方管理学科未来的持续发展；（4）东方管理未来的研究重点要放在应用研究、量化研究、案例研究、东西方比较研究等方面，加强东方管理学的数据库建设，包括东方管理案例库、问卷调查数据库、访问调查数据库等，不断丰富东方管理理论的内容和体系；（5）东方管理学研究要努力使用全球性研究语言，确保源自中国情景的管理理论能被世界范围内的学者所接受与认同。只有管理学者们使用全球语言与规范的方法，才有可能为东方管理研究走向国际管理学界铺平道路。与会者认为，东方管理经过40年的研究和实践，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在指导中国管理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国内和国际影响力都在不断扩大，为未来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以及众多企业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总结出创新性的实践经验，对中国情景的管理现象进行理论研究，已经获得管理学界的共识。但是，这种研究是“本土意义”取向，还是“普适价值”取向，还有很大分歧。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根基的东方管理学是否具有全球普适性呢？我们认为，西方人本管理的兴起标志着管理学向东方回归。事实上，不管是法约尔的管理基本要素、明兹伯格的管理角色，还是德鲁克的目标管理，都建立了一般管理理论，即普适的管理理论。现有的西方管理理论也是起源于其文化特殊性，这表明，东方管理学发展成为一般管理理论是可能的。东方管理学将不断地探索中国本土实践中存在的管理一般规律，由个性上升到共性，特殊上升到一般，提炼出具有普适价值的新理论，既基于经验，又跨越经验。中国正在融入全球大环境、大市场，地域的边界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本土实践与全球思维的融合将是未来管理的必然发展趋势。东方管理学研究需要全球思维，不断提炼为一般化的管理理论，提升其指导实践的范围及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