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届


中国管理模式的融合创新

——第十七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观点综述

(苏宗伟、范徵、苏东水、王风华)

 

摘要:本文对“2013年第十七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主要参会的学者观点及提交大会的论文举行了综述。本届论坛 以“人与人、社会(组织)、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管理模式的融合创新” 为主题,与会者围绕“东方管理的创新发展及实践运用”、“中国管理模式的内涵、意义及研究策略”、“人与人、社会(组织)、自然和谐发展”三个方面进行深入研讨和交流。与会者认为,中国管理模式的形成是一个融合创新的过程,体现了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融合发展,体现了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对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导向性要求,其目标就是要不断促进人与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

 

关键词:东方管理;中国管理模式;和谐发展;融合创新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今的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市场竞争环境的日趋激烈,经济发展所产生的人与人、社会及自然环境的不和谐现象,已成为当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在这些背景下,如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为中国企业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将是今后管理学界重大的研究课题。正是在这个时代的大背景下,以 “人与人、社会(组织)、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管理模式的融合创新”为主题的第十七届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于201310月19—20日在江苏宜兴隆重召开。来自美国、日本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及复旦大学、北京大学及清华大学等国内30多所知名高校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及学生等300多人参加了大会。

本届论坛由世界管理学者协会联盟(IFSAM)中国委员会、复旦大学经济管理研究所、江苏九如养老养生研究中心联合主办,无锡九如城养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上海管理教育学会承办,《管理世界》杂志社、复旦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及上海东华国际人才学院等协办。本届论坛主题为:“人与人、社会(组织)、自然的和谐发展——中国管理模式的融合创新”。本届论坛由主题演讲和专题讨论分论坛两部分组成。主题演讲由复旦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陆雄文教授主持,全国政协前副主席厉无畏先生致开幕辞,厉无畏教授在致辞中指出,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东方管理学初成体系并举办第一届管理论坛以来,在苏东水教授的筹划和代领下,世界管理论坛暨东方管理论坛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十六届,这在管理学界是首屈一指的,有力地推动了国内管理学学术的交流和东方管理思想的传播,其所积累下来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是一笔巨大的财富。东方管理学经过三十多年的探索和总结,已经在学界独树一帜,成为一个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管理学派。“东方管理学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是中国人为世界管理学的发展做出的伟大贡献!”

二、 东方管理的创新发展及实践运用

东方管理学的创建是源于西方管理学的话语霸权,是基于创建中国特色的适合“中国情境”的管理理论。东方管理学的研究并不是回到古代传统思想的故纸堆里,其目的是为了创造融合古今中外管理精华的现代管理新学科。

(一)东方管理的创新发展过程。正如大会主席、复旦大学首席教授苏东水先生在主旨演讲中精辟而深刻地向大家阐释东方管理学创新发展的五个方面:第一个是东方管理发展的五个互动交叉的过程,包括“古为今用”的过程、“东西融合”的过程、“走向世界”的过程、“形成体系”的过程以及“创建学派”的发展历程;第二个是构建了东方管理学独创的“学”、“为”、“治”、“行”、“和”的“五字经”理论体系;第三个是东方管理多年研究的主要成就,可概括为五个“一”:创立了一个新学派;创立了一个新体系;创设了一系列论坛;创立了一个新学科;涌现出一大批学者;第四个是实践意义,即东方管理思想运用于实践的“五观”: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建设“以德为先”的世界观;树立“人为为人”的人生观;构建“和谐社会”的人和观;宣传“利他兼爱”的高尚观。第五个未来推动东方管理学发展的五点推进建议:深化发展东方管理学科;坚持办好东方管理论坛;建立全国东方管理研究中心联盟;扩大国际交流;参与企业案例创建。

(二)东方管理思想的实践运用。大会的主旨演讲探讨了东方管理思想在家族企业管理、新型城镇化建设及领导力等方面的实践运用。大会执行主席、无锡九如城养老产业集团董事长谈义良博士的主旨演讲畅谈了如何在将东方管理思想与现代地产理念相结合来成功治理家族企业,他结合自己企业的发展情况和实践经验,分享了运用东方管理的理念在家族企业中进行情感关系管理的体会和在企业中成功树立“公益文化”、“家文化”、“孝文化”、“和文化”的经验,指出未来企业之间的竞争很大程度上是企业文化的竞争,而以“三为”理念为核心的东方管理思想有利于企业文化的塑造和培养,从而帮助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推动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战略设计关系到未来中国区域经济的发展,充分体现了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的现实问题。上海宝山区区委书记汪泓教授从东方管理的角度对我国城镇化道路的战略设计进行了探讨。她指出虽然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成效显著,但是社会问题却日益凸显,城镇化可持续发展面临严峻挑战。我国城镇化战略和城镇化进程复制着早期西方国家的城市化道路。我国的城镇化战略设计和实施,更多应当依据东方管理思想,遵循系统性、协调性和以人为本这三条原则,构建人性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汪教授最后指出要把人本身的发展和人性全面价值需求作为城镇化战略管理出发点和立足点,要始终将“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思想贯穿于规划和政策制度设计当中;东方管理思想的本质核心是“人为为人”,人为为人强调了激励与服务的互动过程,这是领导者未来领导方式的大趋势。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部主任刘峰教授精要地阐述了自己对东方管理“人为为人”思想的理解和其在领导力发挥中的重要指导作用,他指出,“人为”首先要注重领导者自己的个人修为,在“智”、“仁”、“勇”三个方面超越自己,做到“内圣外王”,然后在此基础上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为人”,就是为人民服务,在此基础上要善于用人,让别人成长起来,使别人有权利,这样中国才有希望。

三、中国管理模式的内涵、意义及研究策略

在当今全球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引发了诸多人和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唤起了人们对于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再思考。中国管理模式的研究是基于对国家管理、社会管理、企业管理及个人管理各个层面所创建的一种新的管理发展模式。其目的是为解决现代社会因利益冲突、社会制度的缺失及不可持续行为提出的人和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理念和方法。

   (一)何谓中国管理模式?复旦大学管理学院芮明杰教授指出中国式管理的研究应当关注在中国人文社会情境下管理方式方法的艺术性和道德性,他认为中国式管理应该用“考古挖掘+整理说明、理论创新+实证检验及个案研究+情景分析”等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并阐明中国式管理模式是以“自我管理”与“人本管理”为载体,其特征包括人本精神、集体主义、道德软约束、礼义协调、无为而有为、不变应万变、不战而胜、和为贵等理念和思想。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院长范徵教授以“基于中华文明的中国管理模式冰河模型”为题,在梳理基于世界文明体系的全球管理模式的基础上,提出基于中华文明的中国管理模式的“冰河模型”:显性的控制层中体现的是以精神为核心的“和谐管理”若隐若现的组织层隐藏的是以关系为核心的“差序格局”隐性企划层深处是整体为核心的“太极管理”。成功中国领导者的形象体现出“儒商”的人格特征;同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林善浪教授通过分析历史上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路线以及近年来中、美、欧三大政治经济实体的力量对比,说明当前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向中国转移,中国正从世界工厂向世界经济中心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中国管理学应以“中国文化和价值”为管理哲学,以“中国实践和案例”为发展动力,以“中国问题和困惑”为发展取向,为构建中国管理模式提供理论基础;上海外国语大学苏宗伟副教授从理念、制度、方法三个方面对中国企业管理的百年发展进行了探讨,通过对百年来不同时期企业管理理念、制度和方法的研究,分析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解决的主要问题,总结出其现实应用价值。阐述了中国企业不仅要学习西方严格的质量管理、卓越的企业塑造、有效的股权结构等“器物之学”,更要借鉴西方企业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吸取其与中国本土相适应的文化理念,才能寻找到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钥匙。

我们认为,中国管理模式是以中国本土的政治、经济、文化、企业以及社会为实践背景,通过东方管理“学、为、治、行、和”五字体系,以先进的管理理论、管理哲学、管理原理、管理体系、管理行为的运作达到有效和谐的目标。具体地讲,中国管理模式是在中国管理、西方管理、华商管理“三学”为管理理论基础上,提炼出了“道、变、人、威、实、和、器、法、信、筹、谋、术、效、勤、圆”等十五个管理哲学要素,萃取出“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的“三为”管理原理,形成了治国、治生、治家和治身的“四治”管理体系,构建了包括人道、人心、人缘、人谋、人才的“五行”管理行为,并提出构建和谐社会的人和、和合及和谐的“三和”管理目标。

(二)中国管理模式的研究意义。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以及全球化的日益深化,研究中国管理模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中国的崛起要求深入研究中国管理模式。从历史经验来看,管理学最有希望、最有创造性的地方正是经济迅速起飞的国家和地区。目前,世界经济发展中心逐步由美国移向亚洲,中国已经成为发展中的大国、亚洲的中心,在建国60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的30年来的经济成就,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作用。中国的强大和崛起正是以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以30年的改革开放为背景,研究中国管理模式将促进中国优秀的思想与文化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与政治制度建设产生重要的作用。

2、国内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进行中国管理模式研究。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三十年,中国本土化的企业家成功运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精华,将国外科学管理理念同中国企业发展的实际相结合,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企业帝国,实现了中国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的腾飞。在这个过程中,各行各业都取得了举世举目的成就,也积累了大量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需要进行有效整合、提炼和升华,形成经典管理案例。我们说“管理出效益”,这30余年的成就在管理方面需要进行充分和深入研究,以构建中国特色的管理学理论体系,为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进提供理论指导。

3、研究中国管理模式是管理教育与研究的需要。中国管理学是一个涉及领域较广的思想理论体系,为了实现中国管理学的发展目标,筹划该理论体系的发展战略规划必不可少。中国管理模式研究可以整合中国管理研究的学术观点,为现在分散的、各执一词的中国管理学研究,提供合作研究的平台,共同加深和强化中国管理学的理论研究,形成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用以指导东方管理教育和管理实践。因此研究中国管理模式,以整合现有研究成果,全方位规划中国管理学发展战略就显得尤为重要。

总之,通过中国管理模式研究,总结、提炼中国管理理论与方法在企业管理实践中的运用,使中国企业了解中国管理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从而为他们未来参与国际化竞争提供理论依据,以促进更多企业取得经济、社会、文化上的综合效益,促进我国培养具有国际化理念的多层次、多领域的国际化管理人才,促进我国国家综合实力的进一步提升。

(三)中国管理模式的研究策略

与会者认为,中国管理模式的融合创新应该以东方管理思想为基础,围绕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实证研究及创新发展的思路进行深入的研究。

 1“古为今用”强调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现代性转换研究,即从治国、治生、治家、治身四治角度全面梳理儒、释、道、法等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历史局限和当代价值,进行现代性的科学总结和当代价值转换,为中国在转型期中的经济、文化、政治的软实力提升提供理论指导;复旦大学袁闯副教授指出任何时代的管理思想都与社会的综合发展相关,同时也需要做出符合现代社会实际的转化。他从儒家管理思想的角度,通过对“以人为本”、“以德为先”和“人为为人”三个命题的分析,从管理哲学、伦理观念和价值体系三个方面论述了这种转化的可能性和目标。复旦大学徐培华教授指出“道法自然”是东方管理文化中的大智慧,《周易》的阴阳之变,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及儒家的“中庸”和佛家的“一切随缘”,都是“道法自然”要求的表现,把这些东方智慧精华运用到企业管理、社会管理、国家管理的方方面面,都可以举一反三,灵活运用,得益无穷;江西财经大学吴照云教授和李劼阐述了儒家传统文化继承发展了几千年,其中蕴含的伦理管理思想哲理与现代的经营伦理理念越来越契合,基于责任和道德权利的经营伦理越来越成为企业发展的根本。论文通过文献回顾,对儒家伦理管理思想的研究现状进行了分析和总结,指出现在研究的不足之处,并为儒家伦理管理思想提出了未来可能研究的方向;

2“洋为中用”强调现代西方管理在中国的应用及其效果研究,即通过对西方管理理论的主要梳理,研究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应用成功的效果分析及在中国应用失败的效果分析。并基于上述研究结果,对中国企业管理如何更好的应用西方先进管理理论提供对策性建议。复旦大学彭贺副教授分析了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应用效果,提出了有些什么原因影响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的应用效果?他认为,西方管理理论在中国应用效果的主体是好的,“水土不服”只是少数现象,且造成“水土不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应用问题,而不是理论自身问题。在中国要更好应用西方管理理论,需要理解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前提条件、以及时代背景。同时他提出了中国管理理论研究需要注意的三个方面:首先,与西方理论可应用于中国一样,基于中国现象发展的中国管理理论一样可应用于西方。只要是基于人类共同人性的理论,必定具有其通适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不宜假定中国本土发展出来的管理理论和发现就只适用于中国这个特定情景;其次,中国管理理论研究应主要基于中国管理中出现的独特现象展开。这些独特现象最有可能成为我们进行管理理论创新的重要基点。不能说这些独特现象在西方国家一点不可能出现,但在中国情境下这些现象更为普遍,这就为我们的理论创新提供了资源;最后,他指出文化差异可以在理论建构中起到重要作用,但其重要性不宜夸大。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共同性是最主要的,差异性是次要的。因此,在提倡针对文化差异性展开研究外,更应该提倡的是基于共同性展开研究。

3“实证分析”与“实践应用”是中国管理模式的特征研究,即以中国民营企业、国营企业、合资企业的管理特征为主要分析对象,对中国管理模式特征进行理论论证和实证分析。以实证分析为研究依据,解析中国管理模式特征形成的内在机理和优劣势,创新中国管理模式,用于指导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本届论文对“三为”理论、“人缘”理论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并运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对服务创新、战略传播、商业模式、产业链租金等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在“三为”理论的实证研究方面:复旦大学的潘宇和胡建绩教授以目前在我国创业板上市的全部355家公司为研究对象,通过实证分析,探讨了“名义以人为本”与“实际以人为本”公司文化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做到名义以人为本,有助于企业业绩的提高,而实际以人为本对企业的业绩没有明显的影响;复旦大学的先梦涵和孙婧针对当前危机干预体系中可操作性不强等缺陷,以东方管理的“三为”思想为指导,充分考虑各方面因素,构建了危机干预体系的整体架构,通过实际案例,对所提出的危机干预理论框架进行了检验;南京理工大学许立帆副教授认为东方管理“三为”理论可以作为现代企业危机管理的基本理论,并尝试通过层次分析法、专家打分等方法及现代企业危机管理水平的影响因素的分析,构建出现代企业危机管理绩效的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建立现代企业运用“三为”进行危机管理的绩效评价模型;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琚海龙和孟勇副教授通过数据对比了中国和美国、日本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从“人本理论”的角度分析比较了各国的薪酬制度,提出了我国国有企业在效益分配过程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指出我国国有企业应当“以全体员工为本”,注重效率和效益、效率和公平的结合。上海外国语大学赵衍、任嘉和苏宗伟副教授聚焦于东方管理的“三为”管理模式在中国本土互联网企业的实践,以沪江网为研究对象,系统研究了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如何融入现代化的互联网公司的日常管理,表明当今互联网企业运用“三为”管理思想的理论意义和实践的可操作性

在“人缘”理论实证研究方面:复旦大学伍华佳副教授在分析东方管理学理论在微观层面系统的、较长期的实证数据和综合研究不足这一现状的基础上,以中国管理模式中的“人缘管理”为研究对象,通过广泛的数据收集和实证分析,论证了“人缘管理”在中国管理实践中的真实性及预测和控制;河海大学陈为年阐述中国大陆的台商企业深受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尤其是“五缘”网络文化的影响。经由量化分析证明,工作职场上的当事人具有不同的“五缘”网络关系身份时,对企业主管选才用人时的信任态度有较大影响力的关系类别为神缘和亲缘,尤其是神缘关系。企业在用人时,运用人缘管理和五缘网络机制,有利于信任机制的建立。

在相关案例研究方面:清华大学李飞教授、贾思雪、曹雯斐和胡赛全以海底捞为研究对象,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对餐饮企业的服务创新问题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包括实地访谈和二手资料收集、编码、分析等阶段,最后得出了中国餐饮企业服务创新理论模型,包括餐饮企业的服务创新驱动力、服务创新保障机制以及服务创新开发过程三个层次。这个理论模型可以为中国餐饮企业的服务创新提供很好的借鉴;上海外国语大学于朝晖教授通过吉利收购沃尔沃的案例,对中国企业跨国并购中的战略传播管理进行了探讨,并从组织内外部环境和内外部公众的两个维度,构建了以形象管理、机制管理、策略管理和绩效管理四个模块的实施领域的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战略传播罗盘模型,对企业跨国并购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同济大学林善浪教授、张丽华和上海对外贸易大学林玉妹副教授基于实地调研资料,分析了温氏集团肉鸡养殖的产业链纵向治理结构,研究了其封闭式委托养殖模式的基本特征和运行机制。研究发现,适应农业企业所处的具体产业背景、在调动养殖户积极性的前提下,对产业链的必要控制力是温氏集团能够实现技术创新和风险控制,并获取产业链租金的关键因素。复旦大学李作良、苏勇教授及马文杰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从战略创业的视角对养老新企业商业模式进行了探讨,阐明了交易内容、结构和机制创新是商业模式创新的构成要素对新企业持续成长的积极影响,而变革心智模式、变革治理结构、构建关系网络、协调企业资源、持续模仿学习和拓展市场领地是战略创业行为的核心维度,是驱动商业模式创新的主导因素;中山大学李健睿和刘阳春副教授以苹果公司为案例从全产业链的视角对在华跨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探讨,阐明了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的同时,应当从全产业链的角度去践行其企业社会责任,并将其相应利害相关者的权益纳入其制定跨国经营策略时考量的范畴。

其它相关理论实证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吴友富教授对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变迁的阻力与中国话语权提升的路径进行了探讨,指出作为具有全球责任感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在已启动的全球经济治理秩序变迁中能否获得与自身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某种程度上更取决于中国在这场秩序变迁中,能否提出关于国际经济与金融秩序改革的前瞻性议题设计和广为接受的制度框架建议。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王雍智副教授、中国台湾树人医护管理专科学校的卢骏葳及日本鹿儿岛国际大学的祖恩厚以台湾上市科技企业为研究对象,实证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对企业绩效及公司形象皆有显着的正向影响。阐明公司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与股东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并不矛盾,企业领导人可将履行企业社会责任视为社会投资与核心竞争力,提升公司形象及企业绩效。北京师范大学焦豪利用中国企业的数据对基于企业家微观特征视角的动态能力影响机制进行实证研究。阐明企业家个人层次的影响因素在总体上对动态能力有积极的显著影响,超前行动性和风险承担性与动态能力的正向相关关系得到了验证,但是创新性在统计意义上并不显著;复旦大学的许云莲和蒋青云教授从销售队伍激励及渠道治理营销的视角,构建了营销渠道“制造商总公司—分公司经理—零售商”的双层代理模型,阐明企业在营销渠道管理中需要系统考虑治理机制对内、外部各方的双重作用,并建议可借助信息系统增加制造商对零售商的直接联结,以同时降低内、外部机会主义的发生。

4、“创新发展”是融合提炼出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管理模式”;通过对中国管理模式创新发展的环境的分析,确立需要什么样的哲学理念来指导中国管理模式的创新发展。上海海事大学赵渤副教授对东方管理创新商业模式的价值链扩展方式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因素正在影响世界,东方管理创新商业模式正是基于不同国家、区域以及文化圈层的文化布局特点,通过非正式组织与非制度化协调的方式,构建企业与社会人文体系之间的能量循环与互动,从而创新价值体系;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毛蕴诗教授以“创新与跨产业升级——乔布斯•苹果”为题,通过乔布斯创业与创新以及苹果成功的案例,指出创业创新是苹果成功的主旋律,中国企业应当从中得到启示,应从“中国制造”转向“中国创造”,实施加大创新投入、优化产业结构、提升制造能力、突破关键技术、加强海内外两个市场的互动以及收购海外战略性资产等策略,实现中国制造业的创新与跨越。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教授对大数据时代的公共管理创新进行了探讨,指出大数据、云计算同样适用于公共管理领域,深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创新公共政策、实现社会和谐都需要大数据支撑,公共管理的制度创新与信息技术创新应相伴而行,相互促进;河海大学汪群教授、李卉、杨漫和田梦斯以经济全球化为时代背景,综合运用战略性国际人力资源管理(SIHRM)理论,对我国企业跨国经营中的管理人才本土化梯度建设进行了初步探讨,阐明如何在企业国际化经营初期、试探期及成熟期的不同阶段从公司战略层面、立足长远合理构建管理人才的梯度,逐步推进管理人才的本土化,并需要把握好推进人才本土化的时机、文化融合、管理人才的培养等关键因素。  

四、人与人、社会(组织)、自然和谐发展

古往今来,无论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一直在追求和谐,可以说和谐是人类的共同理想。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体现,也是东方管理思想的终极目标。与会者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对人与人、社会、自然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一)人际和谐与人群和谐。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崔瑜、北京师范大学焦豪和复旦大学的苏勇教授从内部营销理论的角度对员工满意度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研究,指出企业内部营销的成功与否可以通过员工对于企业的满意度来测量,其中“激励与发展”、“资源环境与能力匹配”、“企业文化及沟通”、“工作吸引力”、“管理支持”、“福利公平”六类因素对企业内部营销具有最为显著的影响;上海国泰君安典当有限公司徐雯静博士及华东政法大学的甄杰副教授以深圳光明新区为例,深入研究产业集群的动态化演变、集群内企业成长的阶段性以及企业员工维护自身权益积极性的深入化提高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阐明了企业员工权益地位的变化趋势,说明产业集群内企业员工维权问题具有阶段性和复杂性,产业集群对于企业的发展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其内部企业员工维权保障方面具有内生性作用。

(二)社会和谐与世界和谐。上海市合作交流青年联合会主席彭江博士对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探讨,指出新型城镇化要解决核心问题就是人的问题,关键是提高城镇化的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民众,从解决工作岗位(就业机会)的问题着眼,提高收入的问题着手,尊重自然、尊重人、尊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结合实际考虑合理的产业与城市布局问题;上海外经集团董事长童继生博士以“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和谐发展之路”为题,阐述了我国企业“走出去”战略的实施情况以及世界各跨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的各种不和谐表现,进而提出以“三种和谐”和“三种模式”为核心的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和谐发展之路。“三种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国际社会和谐;“三种模式”,即不断创新与当地政府、百姓、企业的合作模式。

(三)天人和谐。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闫虹珏教授从生态文明观探讨东方管理学三为思想的现实意义,她指出生态文明的实质就是通过可持续发展途径解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实现个人自我完善、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的统一。辽宁大学张今声教授从城市生态文明建设角度,探索了强化生态观念、建设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城市交通系统、净化空气、有效利用水资源、理性进行城市建设、建立全民参与、全民监督机制、积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等一系列问题,以求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生态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上海同华投资集团董事长史正富教授与大家分享了他对当前中国经济运行与发展的理解和最新研究成果。史教授指出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中国并非是一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而是一种超常规的经济增长,因为中国经济在GDP增长率、消费增长率、投资效率、经济运行稳定性等指标方面都远超世界其他国家。史教授认为,中国要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中国经济就不能降低发展速度,而“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新四化加市场化战略,不足以支撑中国第二次真正意义上长周期的经济增长,必须通过技术资本筹集百万亿资金,打造一个国家发展战略性的基金体系,实施对生态资产与战略性资源以及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期投资,达到充分利用土水热能资源,改变国家能源经济结构,培养产业发展的应用型人才,从而实现中国经济以内需为主的可持续性的超常增长目标;

五、总结与展望

本次论坛共收到122篇参会稿件,经过大会学术委员会评审,最终录用98篇论文,录用论文以“东方管理理论创新与实践、养老经济与中国养老产业发展、中国管理学与管理学本土化研究、转型中的中国企业管理模式与商业模式创新、企业公司治理与管理创新”、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及创新集群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管理“等九个专题出版在《管理世界》杂志201310月(增)刊。大会同时评选出11篇优秀论文。论坛到会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企业家及学生在大会中畅谈研究与实践东方管理思想的最新成果和对中国管理模式的见解。本次论坛形成的重要学术观点包括:1、东方管理思想的实践意义体现在如何树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建设“以德为先”的世界观,树立“人为为人”的人生观及构建和谐社会的“人和”观;2、东方管理思想对整个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具有一种宏观的、长期的、可持续的理论和学术上的引领作用;3、中国管理模式的研究应当用现代科学的方法,从研究东方人文社会情景下特别的管理方式和方法,发现它的艺术性规律,以实证其绩效和资源配置效率的问题;4、实施对生态资产、战略性资源及人力资源开发的长期投资,实现中国经济第二次的超常增加,是中国经济未来30年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选择;5、在中国要更好地应用西方管理理论,需要理解理论自身的发展逻辑、前提条件以及时代背景。与会者认为,历届东方管理论坛所积累下来的学术成果对中国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有利推动国内管理学术的交流和东方管理思想的传播;中国管理模式的形成是一个融合创新的过程,体现了东方管理与西方管理的融合发展,体现了当前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对管理理论与实践的价值导向性要求,其目标就是要不断促进人与人、社会、自然的和谐发展。

展望未来,中国管理模式的融合创新将继续深入,“以人为本、以德为先、人为为人”为核心的东方管理思想将始终是其理论灵魂和实践主线。随着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展开,中国管理模式的融合与创新将更关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生命存在质量的提升和平等、全面的发展,更体现“和”的目标引领作用以及东方管理文化的长远思想价值。东方管理学强调的“以人为本”的发展观、“以德为先”的价值观、“人为为人”的经营观以及“和合共赢”的互动观必将为我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不同层次的管理发挥巨大作用的同时,还必将为世界管理理论丛林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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