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finance.QQ.com　 2008年07月27日14:44 　 腾讯财经　　 我要评论(0)

腾讯网按：2008年7月27日～28日，2008IFSAM第九届世界管理大会在上海举行。此次大会以“东西方管理融合发展”为主题，设立20个专题论坛及东方管理论坛，为管理学界提供一次深入交流与探讨的机会。腾讯财经作为战略网络合作伙伴，对此次大会进行了全称直播。以下为同华投资董事长、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正富的精彩演讲。

（主持人陆雄文：谢谢，他（IFSAM主席Lundin Rolf A.）谈了对西方管理的发展，但是用中国的案例，他也希望我们对奥林匹克运动员做一个好的研究，来看看管理学的基本思想是什么，他还是指出了管理学有很多普遍的意义价值，包括做好很多的规划、筹划，然后再执行，也强调了时间变化对管理的影响。我想，东西方在对管理的本质思考方面有很多的共同点，而这些共同点也隐含了东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将会越来越走向融合。

下面，我们有请今天上午最后一位演讲嘉宾同华投资董事长史正富教授，史教授也是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的教授，新政治经济学中心主任，早年复旦毕业留学美国做学者，后来又去创业，现在也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有亦学、亦商双重背景，以他的背景和我们分享他对中国文化、对现代管理的扩展，他的演讲主题是合作性次序的社会建构。

史正富：特别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给我这个机会和大家交流，就东西方管理融合发展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我听到一些同志会讲企业管理当中对东西方管理理论的认知，很抱歉，今天我的谈话完全脱离一个职业意义上的管理学的范畴，我的话题可能转向一个稍微基础一点的学术的层次，想谈现代管理作为一种文化方式，我叫现代管理范式，想挖掘一下我们现在所谈的现代管理在文化和哲学的层次上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融合东西方并不意味着喜欢什么拿什么

我个人的感觉，今天我们坐在会场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文明的复兴（产生的）这样一个议题，被很多人都提到了。今年以来，我已经是第三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四月份的时候也做过一个演讲，是中国改革三十年，五月份在芝加哥大学，有四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参加了会议全程会议。现在世界（上）很多人都在讲中国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也引起了国内同仁对中国文明的一种认可激情。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新中国成长起来的学术工作者，我本人和大家有同样的激情去展望这一天。但是回过头想想，我们也不应该忘记我们今天所讲的各种话题都存在一个内在的矛盾，我举几个例子。比如以人为本，我们从东方文化的文本可以找出，但是和近代500年西方各国的历史进程比较，皇帝中央集权倒台之前，中国的以人为本做得怎样？显然是令人很失望的。我们讲以德为先，和西方强调人的自由、个人利益（大）致上相比，以德为先似乎高出一筹，但是你看西方的国家社会秩序显然高于我们。我们也讲团队精神，在我们的文化中最讲集体主义，但是中国又有一个词叫“窝里斗”，反过来看西方，他们讲的是个人主义自由，但是合作呢？却成为了一种社会的现实形态。这一切，我的感觉还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因此，我个人的一个感觉，我们讲东西方文化的融合，不是像到百货商店买东西，你可以喜欢什么拿什么。文化也好、管理系统也好，是一个整体，有内在的逻辑结构，我们如果不能完整的理解这个逻辑结构，只是从技术的层面谈借鉴，实际上往往会流产。因此，我今天想把话题放得稍微长远一点，讲讲现代管理方式的一般文化意义上的基础。王部长开场讲到三个层次，我讲的是文化情境的层次，希望我们可以看到西方文明在过去500年来取得的重大复兴和进展，我们今天所享有的人类文明的主要成果是来自这500年的成就，没有这个我们无法进行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我的题目叫合作性次序的社会建构，中国文化对现代管理的拓展。所谓的合作性次序的起源是从哪里来的？学经济学的人，在过去30、50年作为这个社会研究的核心主线来看，来自于何方呢？第一是分工导致了社会的进步，这现在谁都知道，没有社会分工、行业内部、企业内部的分工、专业化的发展、不存在现在的发展。但是不同的个人、不同的组织，怎么样去协调他们的行动？不能协调分工体系就会崩溃，就看不到今天所有的一切。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整个西方的学术就来自这个地方。有一个核心的假定就是经济人，或者叫理性决策的模型，假定个人是自私的，是追求你个人利益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这个人放到一块儿，怎么形成合作？这就变成一个重大的问题。从亚当斯密提出一个命题“看不见的手”，由价格机制的调节，使这些人为个人谋利益的同时同时使别人有有利益。你要卖得多就要降低成本，要适销对路，所以他就提出一个名言“市场像一个看不见的手，引导那些追求自己利益的个人或企业，首先满足他人的愿望和利益才能达到自己的愿望”，这是所谓利他而利己，这个层次叫自发性社会次序。

随着时间的进展，学术界发现问题没有那么简单，出现一个著名的案例叫囚徒困境，就是一个大学的学生，在做对策研究的时候展示的一个情景。假设两个人都是追求自己利益的，处在特定的情况下，比如被警察抓起来的时候，说你们两个谁坦白我们就免去对他的刑事处分。另外一个判十年。会出现两个情况，一个是两个人同时交代问题，有罪判三年，谁都不交代，警察只能相对性的判一下。这样的情况会怎样？学生做出一个判断，两个人如果只顾自己的利益，两个人不准打电话、不准交流，他们一定不会选对他们两个有利的结果，而是选一个不利的结果，就是两个人都坦白，都坐三年牢。最好的合作是两个人都不坦白，坐一年牢。每个人觉得私利的情况下，两个人一定都是坐三年牢，而不是两个人合作坐一年牢。假定大国大集团互动的时候，不能互相协商，都只为自己的利益，一定产生毁灭性的结果，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结果。这个研究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被证明是一个相当普遍的情况，而不是早前所说的例外。

哲学上动摇了，看不见的手和自发性社会秩序的命题，于是社会发展到新制度经济学的阶段。新制度经济学提出另外一个角度，人与人的互动有两个行为，一个是建设性的，创造行为满足自己的利益，就像亚当斯密所讲的。还有一种是分配性的，抢人家的，从别人那里分过来的。社会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两种模式，一个社会发展得快慢，主要看这两种模式行为比重。在现代大规模社会里，自发性的社会执行是非常有限的，一定要有一个第三方介入，这个第三方是谁？法治、政府、文化，合在一起叫制度规则。有形的规则有法院和政府，无形的规则社会习惯、社会道德。研究到这个地步，已经超出了早年西方社会的的学术贡献，但很不幸的是后面这块东西的研究比较晚，至今为止还是主要在经济学不主流的领域展开。根据这个思想来关照，我想看一下现代西方的管理制度，我不是讲一个企业的管理，是整个社会带企业管理的基本框架和这个思想的对接程度。现在总的框架是对应早期的市场。个人之间自由签订合约，这是社会经济运行的基础，这个合约为了防止一部分人损害别人的利益，所以要政府来保护这个产权和自由竞争市场合约。政府的使命就是保护产权，防止一部分人欺骗和损坏另一部分人的权益。在这个前提下，社会被认为说即使是以个人利益为主导的社会，一个文化活动，仍然可以实现有效的运转。但是过去一个世纪，特别是世界大战的发生，美苏冲突，现在引起很多人反思这个逻辑背后存在的问题。这个要讲起来，会是一大篇的东西，我找几个主要的东西来说。

我在美国住过一些年，和政府打交道比较多，我在这过程中产生一些看法。比如对人的看法，用经济人的模型是否足以指导我们理解这个社会？西方的概念是人生而平等，大家都一样的，站在一个普通生产线工人的角度，他可以追求什么？财产、个人的致富、家庭的平安，但是你要求政治领袖也这么要求？政治领袖追求自己的私利，在这个文化系统是天经地义的，政治学家设置政治制度的前提，假设政治人物都是流氓，如果政治人物都像普通人一样谋自己的私利。政治作为一个市场，和经济学的市场部一样，有非常高的交易费用和信息的不完备性。自发产生合作行为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我就感觉到这是一个目前的西方文明体系当中一个比较大的矛盾。把政治家认定为普通老百姓，他们也可以只谋自己的私立，靠政治市场的竞争促进运行，是否会创造出和当前市场复杂局面下的政治制度？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疑问。

现在我们看到几个大的研究，一个是公共选择研究，一个叫产业管制的研究，还有一个叫宏观政策的政治经济学，这三个领域的经济学家的理论都证明，今天所谓的政治竞争体系产生的结果，远远偏离社会应该实现的结果，政治人物谋求私立靠市场竞争结束是不会成立的。这以个人利益和市场竞争为主导的体系，存在根本的缺陷。说这个有缺陷，不代表其他的制度没有缺陷。这个制度，到今天为止，在发源地还能算是有效运转，拿到世界任何一个其他地区都会面临严峻的条件。我们在政治人物的要求上和我们国家的历史传统要求，做国家的领导的政府领袖，你不能像老百姓，你必须“苦其筋骨”，企业领袖也是这样，今天的企业领袖纷纷出问题，我们都把他作为普通人来看，这就出问题，这个体系人是不是要分角色？是不是人人生而平等，就应该在行为模式、“德、人、才”等方面没有差别？这是政治学的问题。

大型公司已经成为影响经济的“准看得见的手”

今天的公司已经不是亚当斯密时候的小作坊，以大型公司的地位来说富可敌国，力量超越了经济，可以直接影响国家的政策，影响国家和国家的关系。这在西方学术界叫“准看得见的手”，比政府小一级，是一个庞大的组织。过去讲经济效率，企业自由竞争，谁都不要管，要把劣的淘汰、优质的选择。但是在这样一个大型企业的时代，这个模式还有效吗？大量的学术证明没有效。像微软的系统，为什么可以打败对手？问研究产业史的学者，看法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很多人认为微软更有效率，但他们说不是这么回事，而是微软的霸权。

还有一个是现代产权和控制权的分离，还有什么东西可以保障我们所说的“看不见的手的世界”？今天我们看到的公司崩溃，像安然、世通，应该不是个案，周期性的正在发生，那个事还没有完，现在又出次贷危机了，少不到三到五年还会出现一批。我们讨论西方经济的时候，不能再用传统的市场竞争的观念来看。

第三，工作场所，关于人的自由发展、人的全面发展和工作场所的要求冲突，这个我不重复了，大家比我知道的要多。中国文化对上面所有的问题，提供思考的材料来说具有非常重大的价值。我讲了几个，一个是有关人的看法，有关人性和人格的开放。在中国，这是一项应用型的技术。人，生来是善良的，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起点。但说后天可能沾染恶习。所以有修身的人，修身一个是你自己的事，一个是社会的事。中国人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就是把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锁在一个长期的交往关系。只有长时间不停发展的关系，才会产生合作的行为。像中国，在敬老和历史纬度，也比西方强。中国过去讲成败论英雄，西方的角度更是成败论英雄，更眼睛向未来，不看过去。从家庭的问题呢？不要看小孩、不看老人。在美国当老人肯定比在中国悲惨很多，当小孩肯定要比中国幸福很多。我不是中国文化的专业学者，我讲的是日常生活中的零星观察。

私利和人性的衔接决定东西方管理融合的成败

我们都在讲东西方管理的融合，怎么融合？两个企业进行并购一样，谁并购谁？哪个部分的内容和哪个部分进行融合？部长一开始就讲了三个层面，后来吴书记讲到“道”和“术”，三个层面的看法我比较容易理解。“道”和“术”还有一个层面，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就是人生观、世界观，“术”就是做事的方法。中间这块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制度安排。这套制度规则，从企业的董事会、公司治理结构国家的治理结构，法律的制度、国家的管制机构，这个制度体系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体系是非常薄弱的，我们想的是以人为本，做得却是不利于人类发展的政策。制度这个中心板块不能断，这三块当中，作为整体来看，东西方文化、东西方管理怎么被融合？没有回答。最麻烦（的是），我们过去的制度安排，是和们对人性的了解挂钩的，要求修身治国齐家平天下，老百姓要替国家照相，国家领导要替老百姓服务，这是互惠的人性安排。市场经济下呢？却是以自利为前提，只追求自己的利益。我们借用西方的市场经济制度，但要发扬东方关于人性和人格的文化观念，这两者如何衔接？我没有答案，提出一个困惑，请大家帮助解答。

感谢大会组委会给我这个机会，预祝大会成功，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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